在中国中古历史长河中，关于哪位皇帝最为善战，始终众说纷纭。秦始皇完成了六国统一，朱元璋推翻了元朝政权，这些举措无一不具有划时代意义。若要选择军事才能尤为突出的君主，汉武帝刘彻堪称佼佼者。
汉武帝在位期间，针对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他策划并指挥了多场大规模征伐。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匈之间的力量格局，也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的疆域与民族格局。无论是战略定夺还是将才选拔，再到亲自推动战事进程，刘彻都显示出超出常人的魄力与胆识。
在汉武帝治下，汉廷涌现出卫青与霍去病两位罕见的军事奇才。卫青初次率军北上，势如破竹冲击龙城，终结了国人心中“匈奴不可战胜”的迷思。此役不仅极大抬升了大汉军心，同时也坚定了朝中反击北患的信心。卫青数次深入漠南和河西，与霍去病配合默契，斩敌无数，成功扩展了汉朝版图至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要道。
霍去病则年少成名，十七岁初征便率骑兵越过千里荒漠，令匈奴军队四散溃逃，并以出众的功绩获封冠军侯。河西之战期间，他孤军远袭，成功击溃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部落，更迫使数万匈奴归降，为汉朝进一步西进消除了巨大障碍。
至元狩四年，汉匈之间的焦点转向漠北。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五万骑兵挺进大漠，霍去病穿越千里险阻，重创匈奴左翼，斩获颇丰。在狼居胥山，他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以耀兵威。这一战之后，匈奴主力北遁，大汉封疆稳固，所谓“漠南无王庭”，正描述了汉军对草原的决定性胜利。此后，汉武帝所宣“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广为流传，极大提升了其军事威信。
随着卫青、霍去病相继早逝，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用兵日益艰难。多次派遣大将远征，皆因力量分散、前线孤立而功败垂成。赵破奴两万大军陷入八万敌军包围，最终全军覆没；李广利虽屡有战功，但数次北伐也屡遭对手突然进攻而损兵折将。
规模更大的战争如公元前97年的征讨，虽动员二十余万精兵，仍未取得决定性胜果，反而屡陷僵局。后期朝政腐朽，前线指挥失误频发，如李广利因宫廷斗争失去了后方联络，最终兵败被俘，甚至投降匈奴。
这样的一连串消耗，使得汉武帝晚年所取得的军功不复昔日辉煌。连续的征战虽有效遏制了匈奴南犯，但对国家财政与百姓生计却造成了沉重负担。《汉书》记载彼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虽然未必等同人口实际上减少一半，却反映了税赋徭役沉重导致逃亡日多，官民矛盾日益突出。朝中不得不以重典甚至“沉命法”平息起义，社会动荡难安。
在宫廷内，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渐见端倪，一方主张对外用兵，一方提倡休养生息。这种分歧被有心之人操弄，酿成巫蛊祸变，太子走投无路，皇后亦自尽。这段经历不仅让汉武帝悔不当初，也映射出他后期对国家治理的反思。
晚年，面对桑弘羊提出的屯田策，汉武帝颁发了知名的“轮台罪己诏”，虽后人有异议其真实性，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其政策转向的态度变化。
总体而言，汉武帝前期凭借宿将卫青、霍去病连番北征，汉朝军威一时无两，疆域扩展，民族格局深刻改变。尽管后期因连年穷兵黩武形成社会负累，甚至导致宫廷内外数起悲剧，他依然因其杰出的军事作为，在历代帝王中独树一帜。
若与秦始皇统一六国、赵匡胤奠定宋朝江山相较，汉武帝不仅在军事评价上屡居高位，更因其稳固的“SS级”战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善战的帝王之一。而清朝乾隆年间即使歌舞升平，其盛世更多地依赖于历史进程赋予的有利条件，难与汉武帝主动开拓、乘风破浪的胆识与成就相提并论。
正因如此，刘彻以卫青、霍去病为强大支撑，留下了汉武盛世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历史峰巅，也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军事排名中的顶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