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根据地与红四军成立
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蒋介石发起了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迅速展开了坚决的反击。在1927年至1929年期间，我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地带，成功领导了黄麻起义、商城起义以及六安起义。
历经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先后成功建立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豫东南革命根据地以及皖西革命根据地，并积极动员群众力量，广泛开展土地革命。至1930年4月，将这三个根据地紧密联结，共同缔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
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应运而生，同时，我国工农红军第一军（通称红一军）也宣告成立。军长一职由许继慎担任，曹大骏则出任政治委员，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副军长，熊受暄则负责政治部主任一职。该军下辖3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以及军部教导队，全军总人数超过2100人。
正因这支革命武装的英勇奋战，中共成功抵御了国民党军针对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从而使得革命力量持续增强。彼时，根据地已涵盖黄安（现名红安）、麻城、黄陂、孝感、黄冈、光山、商城、固始、罗山、六安、霍丘、霍山以及金寨等共计26个县。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武装斗争的迫切需求，依据中央关于改编全国红军的既定计划，1931年1月中旬，由许继慎、曹大骏等领军的红一军与原在蕲春、黄梅、广济一带浴血奋战的蔡申熙、陈奇等率领的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的长竹园胜利会师。会师之后，两军顺利合并，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该部队的军长与政治委员，分别由中央委派的邝继勋（亦名旷继勋）及余笃三（后由曾中生接任）出任，徐向前则担任参谋长一职，曹大骏则主掌政治部主任。全军总人数超过一万两千五百人，战斗力显著提升。
鄂豫皖根据地遗址
不久前，红四军刚刚成立，张国焘同志（此前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刚从苏联归来，便受中央委派，从上海抵达鄂豫皖苏区，投身于红四军的工作。在此，他担任了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书记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要职。
他恪守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甫一抵达，便未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便草拟了红四军东进安徽潜山、太湖，意图攻取安庆的作战计划。此举不仅扰乱了红四军原本向南推进、筹集粮草、继续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既定战略。
因此，双方意见发生了分歧。本应通过召开会议，对利弊得失进行深入分析，进而达成共识，化解分歧。然而，张国焘却未能接纳异见，他撤销了邝继勋的红四军军长职位，转而任命徐向前接任此职。
然而，他对红四军内的高层干部心生重重疑虑，疑虑他们可能对革命事业不够忠诚，甚至私下里认为有“反革命分子暗中作乱”，声称存在“AB团”和“改组派”在背后操纵。
所谓的“AB团”，通常被认为是“Anti-Bolsevik”这一英文缩写的译音，意指“反布尔什维克”。该团体由国民党于1926年在江西建立，其宗旨为反对共产主义。然而，这个团体仅维持了三个月的时间，且成员数量稀少，因此其影响力极为有限。
所谓“改组派”，乃1928年在上海崭露头角的一个国民党分支，成员稀少，其存续亦颇为短暂。
然而，一旦戴上了这两顶标签，便为随后的白雀园大规模“肃反”运动埋下了隐患。
“肃反”运动的导火索
1931年中秋之际，遵照张国焘的命令，红四军暂停了对南方的进攻，转而全体部队进驻光山县的白雀园周边地区。张国焘亦亲赴鄂豫皖根据地的光山新集镇（现今的新县县城），抵达白雀园后，亲自驻守并主持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张国焘
白雀园，位于光山县南部，是一个繁华的大集镇。它坐落在光山、新县与商城三地交汇之地，距离光山县城约有五十华里之遥。镇域南部毗邻雄伟的大别山脉，而淮河的支流——白露河，则蜿蜒穿镇而过。
此地交通便利，南通武汉，北接郑州，东达合肥，西至信阳，均在朝发夕至的行程范围内；气候宜人，降水丰沛，土壤肥沃，植被繁茂，主要农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及豆类，被誉为豫南的“鱼米之乡”。这或许正是张国焘下令红四军迁驻白雀园周边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便于征集粮草。
白雀园“肃反”双导火索：
首先，是数名受伤被俘的敌方军官，在红军总医院的后方食堂里涉嫌投毒案被发现。在审讯过程中，他们透露所使用的毒药系由药房负责配药的司药所提供，而这名司药恰巧是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
张国焘随即断言，此乃“AB团”有预谋的破坏行径，并声称已成功侦破了一起“炸毁医院药房，意图劫持被红四军俘虏的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的“AB团”反革命事件。
二是，国民党特务头目曾扩情与许继慎同属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曾扩情便利用这一同学身份，派遣特务钟梅桥、任廉洁送来一封离间信予许继慎。信中谎称双方已密谋周全，许继慎亦承诺将率领所部投效蒋介石。
坦荡正直的许继慎果断将送信人拘捕，并将那封离间信件一同呈交红四军军部。军部随即认定，这是敌人采取各种阴谋手段企图破坏我军的行径，遂将此案转交张国焘处理。
不料曾扩情的这一恶毒阴谋竟成了张国焘发起大“肃反”的口实，他很快将这两起事件硬同红四军南下行动所谓“违抗分局命令”联系起来，从而断定“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已充分证明联成一气”，“必然有一个反革命的极大组织”。
随即对涉嫌投毒案的潘皈佛之妻实施逮捕，并对其施加严刑逼供。随后，又逮捕了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并对他施以酷刑以诱供。竟然伪造出一个由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祺、肖方、吴荆赤、熊受暄、姜镜堂以及潘皈佛等9人（均为红四军军、师、团级干部）组成的所谓“九人委员会”，许继慎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意图将红军引向长江边，于9月15日发动武穴暴动，并投靠国民党，从而酿成了一起冤案。这场冤案随即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军中引发了“肃反”运动。
大“肃反”大开杀戒
随着大“肃反”运动的启动，张国焘迅速增强了政治保卫局的力量，于红四军内部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保卫队”及“临时军事法庭”，旨在加强和充实肃反工作的机构体系。
同时，为了防止在开展大规模“肃反”运动期间，部队出现不稳定因素，采取了对各师、各团以及各营的重组措施。具体做法是将各营拆分，重新混合编入不同的单位，以确保成员之间互不熟悉，从而不便进行串通和联络。
一切准备妥当之际，部分红军部队尚未抵达白雀园，便在途中对若干被怀疑“存疑”的干部实施了撤职、逮捕，乃至极刑。
1931年9月13日，张国焘下达命令，指派陈昌浩火速前往麻埠，接替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的职责。同时，他下令逮捕了红四军二十八团的团长潘皈佛、副团长傅丁超等二十多名军官。紧接着，在商城的斑竹园，他再次下令逮捕了红三十团的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以及红三十五团的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的团长魏孟贤等人。其中，部分人未经审判便遭就地枪决。
紧随其后，商城余子店亦成功拘捕了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及其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
徐向前
随着大规模“肃反”运动的烈火愈演愈烈，涉案人数与日俱增，捕人与杀戮的案例亦层出不穷，正如徐向前元帅在其著作《历史的回顾》中所揭示的那样：
彼时，情形大致如此：“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全然不顾证据，仅凭口供定罪，诸多刑罚令人胆寒。往往“株连一片”，自上而下，一旦抓捕，便施以逼迫，一旦供认，便行刑杀戮，杀后再抓，抓后再逼，由此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红色恐怖氛围。
当时审批、拘捕和枪杀最严重的是以下3类人：
一是无论来自白军者系起义、投诚，抑或被俘，不论其是否涉嫌现行破坏行为，均应严格审查，不容有丝毫遗漏。
二是对于出身于地主或富农家庭者，无论个人政治表现如何出色，均需逐一进行严格审查。
三是对于知识分子与青年学子而言，无论是受过几年教育，还是略懂文墨，无论出身何处，家庭背景如何，都必须经历一番“筛子”般的严格筛选。
在这三类人中，审查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遭受严刑逼供，个人申诉的权利被剥夺，导致众多无辜者无法通过审查，最终在“肃反”运动的残酷浪潮中冤屈而死。
当时所谓的“临时军事法庭”，往往在夜幕低垂时展开审讯，待曙光初现，便将受审者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依据现有的史料记载：
1931年10月9日，正值大规模“肃反”运动初期，张国焘便指使鄂豫皖分局向中央汇报：“目前共计逮捕反动分子六百余人。”然而，到了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所作的《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中透露，当时“总计肃清叛逆分子一千人，以及富家子弟和其他不良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四军内部，张国焘掀起的捕杀红军指战员的狂潮亦波及至鄂豫皖苏区的地方政权。众多出身贫苦的党政干部，许多人在这场大“肃反”运动中的无端逮捕与残忍杀害中失去了生命。
当时，时光山县苏维埃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共有百余人，在“肃反”运动中，除了少数警卫员与炊事人员外，其余人员均遭到了逮捕。
县政治保卫局局长携同一位秘书，于一个夜晚对多达32人进行了突击审讯。保卫局局长因疲劳不堪，便让秘书代为审问。翌日清晨，局长查阅审讯记录后，毅然决定处决16人，并批准了这一决定。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感叹当时对生命的轻率和处置的随意。
根据《光山县志约稿·杂记》的1936年版所载，肃改组派曾专事于徐家畈，其行径惨烈，竟以人命填塞深壑，堆积屋梁。每日在山谷中挖掘坑洞，夜间则驱使士卒将其填满，其数量之多，难以计数。
泼陂河镇畔蜿蜒着一条清澈的小河，河上横卧着一座工艺精湛的石拱桥，昔日乃当地一景。然而，在那段波澜壮阔的“肃反”岁月，无数遇难者被无情地抛掷于石桥之上，其尸体甚至堵塞了河水的流动。这一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惨烈之状，令人难以直视。
史料有载，白雀园的“肃反”行动历时近三个月，总计肃清了2500多名红军战士与众多地方干部。当时红四军总人数尚不足15000人，这一肃反行动相当于抹去了近六分之一的兵力。
在这场冤案中，共有军级干部17位，师级干部35位，团级干部44位，而营、连、排级干部的人数更是众多。被无辜杀害的高、中级干部中，除了前文提到的许继慎、周维炯（红十一师师长）、姜镜堂（红十一师政委）、熊受暄、李荣桂、廖业祺（红军独立旅旅长）、肖方（红十二师副师长）、潘皈佛、傅丁超、高建斗、封俊、吴荆赤（红三十四团政委）、王明、魏孟贤等人之外，还有以下军、师、团级干部：红四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胡明政、组织部部长渌禹原，红十二师政委庞永俊，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师政治部主任关淑衣、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二十八团政委罗炳刚，红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团政委李侯石，红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红三十三团团长黄刚、团政委袁皋甫，红三十六团政委王天明，红三十八团政委任难等。
红四军军长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在“肃反”运动中不幸被秘密处决。徐军长当时对此事毫无所悉，直至返回延安，方才得知这一惨痛的消息。
此外，在地方红军的队伍以及地方政权机构中，众多干部在“大肃反”的浪潮中不幸遇难。他们包括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军委秘书长程翰香、光山独立师师长罗明高、独立团政治委员郭步仪、光山军区指挥部参谋主任张炳南、光山赤卫军团长彭开尧、光山代理县委书记来选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介人、县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周保信等人。
白雀园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行动后，张国焘接连发起了数起小规模的“肃反”运动，其核心目标在于打压那些对其实施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示不满，以及对大量红军干部遭受冤屈之举深表愤慨之人。
1933年夏日，原红四军军长邝继勋不幸在四川通江洪口遭张国焘秘密暗害；翌年8月，张又于四川西北部之卓尔基，将原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残忍杀害。
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实力，导致了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失利。红四方面军，由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并而成，被迫于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启了向陕南和川北的大规模战略转移。
迟来的真相与荣光
1937年4月，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江南行署主任兼江南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的冷欣，在与我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会面时，曾洋洋得意地说：
“在鄂豫皖地区，我们仅略施小计，便令你们将许继慎置于死地。当时，我们对此尚抱怀疑态度。”
敌人稍施诡计，便挑拨离间，张国焘竟轻信其言，这竟成了白雀园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导火索，一时间，众多优秀的红军战士和地方干部无辜惨遭枪杀，令人既愤慨又痛心疾首！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对张国焘的恶劣行径予以严厉谴责。当年遭受冤屈的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等众多红军将士，他们的冤案得以昭雪，并荣获革命烈士的崇高称号。
步入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白雀园大“肃反”五十周年之际，中共光山县委与光山县人民政府，联合全县八十万民众，于红军英勇烈士殉难之地——白雀园香炉山巅，共同矗立起一座巍峨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由我国著名元帅徐向前亲自题名——“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坐落在苍翠的松柏之间，显得庄重而肃穆，现已正式被认定为我市及我县两级党员与青少年革命教育的指定基地。
与此同时，在许继慎烈士的家乡——安徽省六安市，当地党组织和政府亦致力于建设“许继慎烈士陵园”。徐向前元帅亲笔挥毫，为陵园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同志之墓”的墓碑铭文，该陵园亦被指定为当地党员和青少年的革命教育基地。
1989年问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经中央军委严格审批，许继慎与曾中生同志光荣地被认定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200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共计11个部门联合举办了一场“双百”人物评选活动。在此活动中，许继慎、邝继勋光荣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录。
这些崇高的赞誉，尽管迟至此时方至，是迟来的荣誉，但它们同样能够慰藉长眠于白雀园的英勇烈士们，告慰他们的英灵。同时，这也向后世警示，“左”倾机会主义曾对中国革命带来多么沉重的损失，这无疑是用鲜血铸就的深刻教训。此类历史悲剧绝不应在将来重演。
